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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975119號“艾格福”商標駁回復審及行政訴訟案

作者：千慧

發布時間：2019-04-25

文章來源：千慧知識產權

共存協議的證據效力之探討

商標圖樣：

申請號：13975119

商標類別：05

商品/服務項目：殺蟲劑，滅微生物劑，除蛞蝓劑，除草劑，治小麥枯萎病（黑穗病）的化學制劑，土壤消毒制劑，殺螨劑，農業用殺菌劑，滅蠅劑，消滅有害動物制劑

申請人：濟南艾格福實業有限公司

案情介紹：

案情綜述：

2014年1月24日申請人濟南艾格福實業有限公司（簡稱艾格福公司）向國家商標局提出第13975119號“艾格福”商標注冊申請（以下簡稱訴爭商標），指定使用的商品為消滅有害動物制劑、殺蟲劑、滅微生物劑、除蛞蝓劑，除草劑，治小麥枯萎病（黑穗病）的化學制劑，土壤消毒制劑，殺螨劑，農業用殺菌劑，滅蠅劑。

在注冊申請審查階段，商標局以訴爭商標與第6752554號引證商標“艾格弗”商標構成近似為由作出駁回決定，申請人遂向商標評審委員會（以下簡稱商評委）提起駁回復審申請，2015年11月商評委作出駁回復審決定，認定訴爭商標與引證商標構成近似商標。兩商標若同時使用在指定商品上，易使消費者對商品的來源產生混淆誤認，故作出駁回訴爭商標注冊申請的復審決定。

艾格福公司不服商評委決定，向北京知識產權法院提起行政訴訟，并補充提交了其與第6752554號引證商標注冊人簽訂的一份商標共存協議。北京知識產權法院認為，注冊商標專用權系在全國范圍內行使，艾格福公司關于農藥等產品銷售習慣的主張，并不能排除訴爭商標與引證商標共存引起消費者混淆誤認的可能性。雖然商標系私權，當事人可以自由進行處分，但對私權的處分不應當損害公共利益，商標共存協議一般只是作為排除消費者混淆可能性的重要證據供法院參考，并不能作為訴爭商標獲準注冊的當然依據。如果商標共存協議無法排除相關公眾混淆商品來源的可能性，則商標的共存可能損及商標識別功能的發揮及消費者利益，與商標法保護消費者利益的立法精神不符。

此種情況下，商標并存協議不是訴爭商標獲準注冊的正當理由。本案中，訴爭商標與引證商標讀音完全一致，文字構成極為接近，指定使用的商標亦高度一致，故訴爭商標與引證商標共存于市場，極易引起相關公眾對商品來源的混淆。艾格福公司提交的商標共存協議不能排除相關公眾混淆商品來源的高度可能性。艾格福公司的相關主張不能成立，不予支持。據此，北京知識產權法院判決駁回濟南艾格福公司的訴訟請求。

艾格福公司不服一審判決，向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提起上訴，請求撤銷原審判決。二審法院經審理，認為原審判決認定事實清楚，適用法律正確，程序合法，予以維持。

最終，訴爭商標不予核準注冊。

法律依據：

商標法第三十條：“申請注冊的商標，凡不符合本法有關規定或者同他人在同一種商品或者類似商品上已經注冊的或者初步審定的商標相同或者近似的，由商標局駁回申請，不予公告”。

爭議焦點：

商標權人對于商標權的處分是否應當有公權力介入？共存協議究竟是行政機關和法院授予商標權的參考證據還是當然依據？

如果是參考證據，則決定權在于行政機關和法院，有關部門將綜合商標的合法性予以考量，并決定是否授權。如果是當然依據，則意味著只要申請人提交了與在先商標權人簽訂的共存協議，其商標就應當獲得注冊，行政機關和法院沒有裁量權力。

顯然，法院將共存協議的性質定為“參考證據”，本案判決對于“共存協議”的定性體現了商標權不同于其他普通物權的特殊性，即其權利來源決定了對商標權的處分非絕對自由，要受到市場秩序等限制，行權界限更加嚴格。

對企業的啟示：

“共存協議”非“萬能協議”！部分申請人和代理機構夸大“共存協議”的效力，并以此作為確定商標策略的依據，風險很高。

《商標法》第三十條規定旨在通過禁止在相同或類似商品上注冊及使用相同或近似的標識，避免消費者對商品或服務來源可能產生的混淆，從而達到保護在先商標權的目的，這是駁回復審案件最常見的駁回理由。然而，由于我國漢字數量的有限導致了商標資源的有限，據統計，常用漢字只有3500字。且商標一如人的名片，要簡潔、突出、易記，以便快速吸引消費者的注意力。這樣一來，使商標文字組合的范圍進一步縮小。因此，商標申請中出現在先相同或近似商標的情況在所難免，在后的商標申請人申請的商標往往因與他人在先商標近似而被商標局駁回。而由于商標申請審查周期較長，商標申請人可能為該商標投入了前期的設計、申請注冊、市場宣傳等費用，出于節約時間成本、資金成本等原因，申請人往往不愿意放棄被駁回的商標。此時，申請人除了積極向商評委提起駁回復審申請，還會與引證商標所有人溝通、協商，簽訂商標共存協議來克服這種權利沖突。但是，我國法律及司法解釋未對商標共存協議的效力做出明確規定，對于商標共存協議的效力，司法實踐中主要有兩種觀點：一是商標權是民事權益，申請商標與引證商標之間是否存在沖突主要是私權性質的民事糾紛，應當允許當事人自由處分相關權益。如果當事人達成了商標共存協議，應當認定其效力，準予申請商標注冊；二是商標權雖然是私權，但商標的基本功能是區分商品或服務的不同來源，如果認可商標共存協議的效力，會導致易使消費者產生混淆的商標在市場上共存，從而損害消費者的利益。因此，不應當認可商標共存協議的效力，可以說，這兩種觀點各有道理。商標權為私權，申請商標與在先商標之間是否存在沖突主要是私權糾紛，應當由當事人通過法律程序主張，在駁回復審案件中，申請人與引證商標所有人達成共存協議，消除了當事人之間的權利沖突。而且，申請人與引證商標所有人簽訂共存協議，表明雙方在實際使用商標時不會相互“搭車”，并且可以推定其具有相互區分的善意。因此，對當事人之間的共存協議完全不予考慮，不盡合理。但是，保護消費者利益是《商標法》第三十條的立法目的之一，也是我國《商標法》的立法宗旨之一，故在決定是否允許共存時還應考慮雙方商標整體上是否能夠為消費者區分，共存是否容易造成消費者混淆。

事實上，多年來有關于“共存協議”效力的爭論一直未中斷，各種判決和裁定也并未達成一致意見。在《最高人民法院知識產權案件年度報告（2016）》中發布的典型案例【（2016）最高法行再103號】再審申請人谷歌公司與被申請人國家工商行政管理總局商標評審委員會商標駁回復審行政糾紛案中，最高人民法院指出，共存協議是認定申請商標是否違反2001年修正的商標法第二十八條規定的重要考量因素。在共存協議沒有損害國家利益、社會利益或者第三人合法權益的情況下，不應簡單以損害消費者利益為由，對共存協議不予采信。最高人民法院在該案例中肯定了共存協議在商標授權、確權案件中的作用，為企業因商標近似問題導致無法取得注冊打開了一扇窗。

綜合多年的經驗，主流觀點對于商標共存協議的效力仍舊持謹慎態度，認為其僅是判斷商標是否近似、是否會導致相關消費者混淆的一項考量因素，其并不完全具有對抗權利沖突的效力，仍需要結合商標標識本身的近似程度、商品的類似程度、商標標識與商品的關聯程度等因素予以考慮。在商標駁回復審案件中，申請人所提供的共存協議并不必然會得到商標評審委員會和法院的認可，其效力需要結合案件的具體情況綜合認定。我們認為申請商標與引證商標的區別越大，共存協議被接受的機會越高。由于商標申請審查周期較長，企業在申請中的商標尚未取得權利時，應盡量減少包裝和宣傳投入，防止最終拿不到權利的情況出現，此外企業可申請多個商標進行儲備，以免申請的商標發生駁回時陷入無確權商標可用的尷尬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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